第七十节，天师道

，有辅佐之才，官至天部大人，封为白马公，为北魏先朝重臣。崔浩自幼养尊处优，又生得“纤妍结白，如美妇人”，少好文字，博览经史，阴阳五行，百家之言，莫不精通，深研义理，出类拔萃。他承继父业，入仕朝廷。从道武帝到明元帝，己官至左光禄大夫，父子均为朝廷近臣。太武帝即位，更是军国大事主谋者之一，因他主张利用汉人，实行汉制治国，得罪部分鲜卑贵臣，太武帝迫于众议，让崔浩暂且去官在家，而大凡国事，必决崔浩。寇谦之选中崔浩，是最合适的意中人。而崔浩是想借助寇谦之的道教，拉拢太武帝；借助皇权，实行汉化主张。于是，崔浩上书极力推荐寇谦之。先赞太武帝圣德清明，再捧寇谦之如神如仙，莅临北魏，为上天之吉兆。圣上应天承命，不会受到世俗的干扰而顺天应命的。

    果然奏效，太武帝闻奏十分高兴，立刻派人将“天师”接到宫中，并派人奉皇帛、牺牲，南下祭祀嵩山，还将寇谦之在嵩山的弟子，接到平城。于是“天师”“帝师”，一齐拥来；宣布天下，显扬新法，道业大盛。

    寇谦之在宫中辟谷不***神奕奕；扶乩请神，天相多多；画符镇灾，希冀太平；讲经论道，施术弘教，深得太武帝的器重。

    寇谦之居帝师之位，便发布遵老君训诫改革天师道。同时，考虑到大魏治国必须用儒学，而自己幼不好儒，成为缺陷；现在应急起直追，请教大儒崔浩，崔浩有求必应，急需应用，稍稍弥补了自己的儒学空白的短处。崔、寇二人用儒道治国的方略，在朝中逐渐得到了落实。

    寇谦之为了取得皇帝的信任便大显神手，积极参加北魏的军事行动。始光二年（公元425年），大夏王赫连勃勃病亡，其子赫连昌继位。对是否西伐大夏，朝臣意见不一。崔浩主战，长孙嵩主和，太武帝倾向主战，意志不坚定，特请来寇谦之“天师”决定吉凶。寇谦之首先同意崔浩的意见，又自认为大夏历来穷兵扩战，民心不安；又新丧国君，政局不稳。如出兵征伐，定会一石三鸟，会取胜而归的。于是，寇谦之在宫中，大作法事，祈祷胜利。后对太武帝说：“此战必克，陛下以武应天运，当以兵定九州，后文先武，以成太平真君。”

    太武帝十分高兴，于是亲率一万八千轻骑西征，结果大挫西夏元气，俘敌军数万，缴获牲畜十几万头，虏夏人万余家，凯旋而归。

    寇谦之以其道术、法术、和权术、谋术，连连相扣，术术应手，终于在鲜皓卑族的大魏，站稳了脚跟，实现了“国师”之梦。如愿以偿了。

    四推行新道法道运不圆满

    寇谦之改革后的新天师道，在北魏轰轰烈烈发展着。

    太武帝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并下诏给寇谦之及其弟子授予高官显爵，寇谦之谢绝了。太武帝下令对寇谦之处以方外之礼，于是，让“天师及其弟子，并列在王公之上，不听称臣”。

    太武帝还下令，为寇谦之师徒劳在京城东南（象征嵩山）修建了五层高的道坛，遵其新经之制，取名“玄都坛”。住道士一百二十人，朝廷供给衣食。道士、道徒每日“斋肃祈请，六时礼拜”，每月举行一次“厨会”，有数千人参加，费用有国家供给。

    太延六年（公元440年），太武帝还根据寇谦之的建议，改元“太平真君”，后又寇谦之所请，亲自至道坛受符箓。自此，北魏历代皇帝即位时，都至道坛受符箓，成为一种法制，依此作为鲜卑拓跋部统治汉族的一种依据。如文成帝拓跋浚于兴光元年（公元454年），“至道坛，登受图箓”。献文帝拓跋弘于天安元年（公元466年），“幸道坛，亲受符箓”。

    寇谦之去北魏平城以前，朝廷多信佛教；寇谦之的新天师道得到太武帝崇奉之后，自然影响到佛教的发展，但当时太武帝对佛教并无恶意。后来，太武帝发现僧尼不守清规，干些伤风败俗的事，遭到太武帝的怨恨，才下令禁僧俗来往。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发现长安佛寺僧人与起兵反魏的胡人盖吴有关，下令诛杀长安沙门。第二年，下诏各州杀僧人，毁佛像，禁民信佛。一时，北魏佛教受到摧毁性打击而衰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的“太武灭佛”。

    然而，寇谦之对太武帝灭佛活动，不太热心，甚至反对。他认为道教己处于国教地位，佛教己无力相争，没必要排佛；他认为新天师道吸收不少佛教义理。道佛互相融合，可以共处，根本没有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他更认识到以太子晃为首的鲜卑贵族崇佛抑道；排佛过于激烈，势必影响政局不稳，不利道教。所以，对于执意灭佛的崔浩，多次争辩利害得失，崔浩不听。崔浩想施展用儒家思想来治国，削弱贵族势力；寇谦之意识到这可能逞一时之快，而最终会招致杀身之祸，前景相当严重。

    寇谦之不仅想到崔浩的未来灾难，也想到了他自己的现状，他以太武帝名义修建“静轮天宫”因“必令其高不闻鸡鸣狗吠之声，欲上与天神交接，功役万计，终年不成”，而招致皇太子一帮人的非议；“寇谦之想以无止境的时间，办不可能办到的事，费损财力，疲劳百姓，恐怕不太合适吧？”太武帝也认为无不有理，寇谦之很清楚这个内情。他还意识到他所招收的新老弟子，入京城之后，个个贪图享受，无所长进，自己己年过八十，道教后继无人，静轮天宫，己历时十八年，而竣工无期，这使得寇谦之己力不从心了。他是否感到大限将至，有一天他对弟子们说：

    “当我寇谦之在世之日，你们可以求得荣华富贵，一旦我去世，这静轮天宫真难修成呵！”

    太平真君九年（公元448年），寇谦之预言不久的夜里，在尚未完工的静轮天宫里悄悄仙去了，享年八十三岁。

    两年后，崔浩奉命纂修国史，太子晃为报“天佛”一箭之仇，先表面赞同他秉笔直书；国史修成后，又借口崔浩“尽述国事，备而不典”，将其诛杀，并尽戮其族。崔浩之死，正被寇谦之在预言言中。

    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迫于压力，太武帝下令拆除静轮天宫。

    太平真君十二年，太武帝突然终止“真君”年号，改元“正平”。十个月后，太武帝被近侍杀死。因太子晃早死，由皇太孙濬即位，是为文成帝。年仅十二岁的小皇帝立即宣布解除废佛令，恢复佛教。

    寇谦之死后，他的弟子中却没有一个成名的！尽管天师道仍在活动着。

    此后，北魏的新皇帝登基，照祖宗旧例，亲登道坛，接受符箓。

    北魏孝文帝元宏元和十五年（公元491年）将道坛由城南迁至南郊，定员由一百二十人减至九十人。孝文帝迁至洛阳后，一照旧例，在洛阳城南新建道场，定员为一百零六人。

    北魏孝武帝元修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孝静帝元善见由洛阳迁都邺城，建立东魏，在邺城南建立道场，定员仍为一百零六人。

    东魏武定六年（公元548年），高澄把持朝政，奏请取消道坛。

    北齐文宣帝高洋天宝六年（公元555年），道佛论争，道教失败。文宣帝下令废除道教，于是齐境无道士，寇谦之的新天师道教团，至此便烟消云散。[2]

    南天道师

    陆修静（406～477）为南朝宋著名道士，早期道教的重要建设者。字元德，吴兴东迁（今浙江吴兴东）人。三国吴丞相陆凯之后裔。少宗儒学，博通坟籍，旁究象纬。又性喜道术，精研玉书。及长，好方外游，遗弃妻子，入山修道。初隐云梦，继栖仙都。为搜求道书，寻访仙踪，乃遍游名山，声名远播。宋元嘉（424～453）末，陆修静市药至京师，宋文帝刘义隆钦其道风，召入内宫，讲理说法。时太后王氏雅信黄老，降母后之尊，执门徒之礼。后因避太初之乱南游。于大明五年（461），至庐山，在东南瀑布岩下营造精庐，隐居修道。宋明帝刘彧即位，思弘道教，泰始三年（467）召见于华林园延贤馆，“先生鹿巾谒帝而升，天子肃然增敬，躬自问道，咨求宗极。先生标阐玄门，敷释流统，莫非妙范，帝心悦焉”。明帝乃于北郊天印山筑崇虚馆以居之。在此期间，他“大敞法门，深弘典奥，朝野注意，道俗归心。道教之兴，于斯为盛”。元徽五年（477）卒，时年七十二岁。弟子奉其灵柩还庐山。诏谥简寂先生，以庐山旧居为简寂馆。宋徽宗宣和（1119～1125）间，封为丹元真人。其弟子最著者为孙游岳、李果之等。

    整顿和改革

    东晋南朝时期，道教在组织形式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主要表现是祭酒制的衰落和道官制度的兴起。祭酒制度为早期道教之旧制，其基本特征是“立治置职”，道官祭酒“领户化民”，实行****之统治。为实现道官祭酒与道民的统属关系，天师道制定了三会日、宅录和缴纳命信等制度。规定在三会之日，道民必须到本师治所参加宗教活动，登记检查“宅录命籍”（近似封建国家编户齐民的户籍簿），听道官宣布科禁，考校功过。道官凭此向天曹启告，请天神守宅之官保护道民家口安全，禳灾却祸。自魏初天师道北迁至晋宋之际，出现了组织混乱，科律废弛的严重局面。当时许多道民在三会之日不赴师治参加集会，不报户籍，不交租米命信。一些道官更“妄相置署，不择其人，佩箓惟多，受治惟多，受治惟大，争先竞胜，更相高下”，“纵横颠倒，乱杂互起，以积衅之身，佩虚伪之治箓。身无戒律，不顺教令，越科破禁，轻道贱法。恣贪欲之性，而耽酒食，背盟威清约之正教，向邪僻袄巫之倒法”。祭酒制度的腐朽败落，就失去了“清约治民”，使“道化宣流，家国太平”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陆修静乃提出一套整顿和改革的措施。

    首先，陆修静禁止道官自行署职，实行按级晋升的制度。他认为，普通民众须有功德，才能受箓为道民；道民受箓之后，有功者才能升迁。从受十将军箓依次升至受五十将军箓，再从箓吏依次晋升散气道士、别治道官、下治道官、配治道官，以及下、中、上八治道官。其最高者，即“能明炼道气，救济一切，消灭鬼气，使万姓归伏”的道师，才能拜署上八治中的阳平、鹿堂、鹤鸣三治道职。强调“采求道官，勿以人负官，勿以官负人”的组织措施。为健全三会日制度，他重申，三会日“民各投集本治师，当改治录籍，落死上生，隐实口数，正定名簿。三宣五令，令民知法。其日，天官地神咸会师治，对校文书。师民皆当清静肃然，不得饮酒食肉，哗言笑。会竟，民还家，当以闻科禁威仪教敕大小，务共奉行”。同时，他还针对“宅录”制度严重混乱的状况，规定每年三会日之最后一日，作为登记、审核宅录的最后期限，其日，每个道民都须赍�阈胖帘臼χ嗡�，由本师给以注籍，以便道官“领户化民”。

    第二，陆修静十分重视道教斋仪的作用，认为“斋直是求道之本”，主张“身为杀盗淫动，故役之以礼拜；口有恶言，绮妄两舌，故课之以诵经；心有贪欲嗔恚之念，故使之以思神。用此三法，洗心净行，心行精至，斋之义也。”他在总结前代斋仪的基础上，制定了“九斋十二法”的斋醮体系。并撰述一系列斋戒仪范之书。他汲取儒家的封建礼法、道德规范以及佛教的“三业清净”的思想，从而使道教斋法不仅有了系统的仪式戒科，而且使斋戒仪范的理论更加完备。

    第三，陆修静不仅整顿组织、完善斋醮仪式而且还对道教经典进行整理和分类。他早年便注意采访搜集道教经典，曾“南诣衡湘、九嶷，访南真（魏夫人）之遗迹；西至峨眉、西城，寻清虚（王褒）之高躅”。元嘉十四年（437），即着手刊正《灵宝经》，编撰《灵宝经目》。泰始三年（467）从庐山入京，居崇虚馆，又得当时朝廷收藏的杨羲、许谧手书上清经真诀。相传由鲍靓所造之《大有三皇经》亦为其所得。于是他“总括三洞”，校理卷数目录，于泰始七年奉敕撰《三洞经书目录》献上。据云，陆修静共著录道家经书并药方、符图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内一千九十卷已行于世，一百三十八卷“犹在天宫”。针对当时《灵宝经》错乱糅杂，使后来学者难辨真伪，“视听者疑惑，修味者闷烦”的情况，于是对之整理考证，编成了《灵宝经目》一书，从而大大地推动了灵宝派的发展。陆修静在整理道教经典的同时，又创造了三洞四辅十二类的道教典籍分类体系，为隋唐以后历代整理道书，编修“道藏”所沿用。

    陆修静一生著作甚丰，有关斋戒仪范者尤多。刘大彬《茅山志》谓其“著斋戒仪范百余卷”，今《正统道藏》存有《太上洞玄灵宝众简文》《洞玄灵宝五感文》《陆先生道门科略》《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洞玄灵宝斋说光烛戒罚灯祝愿仪》各一卷。另有《灵宝经目序》《古法宿启建斋仪》《道德经杂说》《三洞经书目录》《陆先生答问道义》《陆先生黄顺之问答》，均佚。《灵宝道士自修盟真斋立成仪》《三元斋仪》、《然灯礼祝威仪》《金箓斋仪》《玉箓斋仪》《九幽斋仪》《解考斋仪》《涂炭斋仪》等也已亡佚，某些内容散见于《无上黄箓大斋成立仪》中。《通志·诸子类·道家略》中著录有《服御五芽道引元精经》《升元步虚章》《灵宝步虚词》《步虚洞章》等。在唐法琳《辩正论》中，尚见其著有《必然论》《荣隐论》《遂通论》《归根论》《明法论》《自然因缘论》《五符论》《三门论》等，《破邪论》中又见其著有《对沙门记》。

    过去的学者大多将南朝以及唐代的道教主流误解为上清派(茅山宗)，其最大的原因在于将唐代的李渤“真系”(《云笈七笺》卷5)所记上清经篆的传授次序以及元代的刘大彬《茅山志》(HY304)中记载的茅山宗师脉谱，误解为是讲述上清派(茅山宗)的谱系。由于将从东晋的杨羲到唐代的李含光等这些人物的脉谱，误解成上清派(茅山宗)的谱系，因而陆修静、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李含光等都被看作是上清派(茅山宗)的道士。其结果，导致了东晋末以后，江南一带的道教主流是上清派(茅山宗)，到了唐代上清派(茅山宗)还是主流这一误解的产生和流行。

    将“真系”、《茅山志》的上清经篆的传授谱系误解为讲述上清派谱系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对道教的三洞学说没有充分理解。许多道教学者片面地相信上清经篆的传授只在上清派(茅山宗)中进行，实际上，上清经篆的传授也在提倡三洞学说的天师道中进行。刘宋的天师道依据三洞学说，把过去的葛氏道、上清派所传授的灵宝经、《三皇经》、上清经吸收到自己的教义之内，将三洞部的所有道书尊奉为天师道的道书，此事可以由刘宋天师道里存有“三归依戒”这一事实得到明确证明。天师道的三归依戒要求信徒归依三宝即道宝、经宝和师宝，三宝是指道宝的太上无极大道，经宝的三十六部尊经，师宝的太上老君。这里所说的经宝三十六部尊经是指三洞十二部的道书，所以归依三宝即是归依道宝的无极大道，经宝的三洞十二部的所有道书，以及师宝的太上老君。因此，刘宋天师道当然也崇尚上清经、灵宝经以及《三皇经》。而且天师道的法位制度一旦完备，便出现了于道士法位中修成上清经的道士洞真法师、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以及三洞法师(参照《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5·法次仪的“正一法位”)。而上清经策在这些法师那儿也得到了传授和掌握[7]。

    如果天师道也实行上清经之传授，那么“真系”、《茅山志》所记载的道士之中就可能有天师道道士的存在。因此，若对各个道士的思想和事迹进行调查确认，其多数则是天师道的道士。例如，刘宋的陆修静，查阅《陆先生道门科略》(HYlll9)，显然是将东汉的张陵(张道陵)仰奉为祖师的天师道道士。而且陆修静倡导三洞学说一事可以明确地从“灵宝经目序”(《云笈七笺》卷4)、《洞玄灵宝五感文》(HYl268)中获知。就是说，陆修静是天师道的道士，同时也是三洞学说的信徒。其他如“真系”记载的唐代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李含光，还有《茅山志》所记载的在此之后的黄宗元、孙知清等茅山宗师也都是天师道的道士。

    刘宋天师道提倡三洞学说，意义极大。若天师道尊奉所有的三洞部的道书，那么，不论是《上清经》、《灵宝经》、还是《三皇经》，其所述教义，都将包摄于天师道之中。陆修静的《洞玄灵宝五感文》基于三洞学说，对三洞部道书所说斋戒进行分类解说，其中包括《上清经》的上清斋、《灵宝经》的灵宝斋、《三皇经》的三皇斋以及天师道独有的三元涂炭斋和指教斋，陆修静将所有这些斋都看成是当时天师道所实践的斋。这样，刘宋天师道通过提倡三洞学说，迅速扩大了其教法范围，使得天师道一家就足以与佛教相抗衡。因此，天师道将自己的教义称作“道教”，来对抗佛教。于是，“道教”这一宗教才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成立了。“道教”本来是指以三洞学说为基础的天师道的教义[7]。

    从上述可知，对三洞学说的不同理解，就会导致对整个道教史的看法的不同。唐代道教的主流是上清派这一误解，也正是由于对三洞学说及其倡导者的思想没有正确理解所致。道教是由刘宋时期的天师道，于5世纪中叶创立提倡的宗教，刘宋以降至南宋末，道教的主流是天师道，金末元初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加入了道教之后，直到现代，天师道和全真道构成了道教的二大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