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茶馆》及其曲折风波

    老舍有多重人格吗？如何理解他的政治“热情”？有多少是他真实的热情？

    1954年8月21日，老舍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这是中国首次“选举”人民代表，他感到很激动，有了思路，要写一部《一家代表》的戏。如林斤澜说的，《茶馆》的前身是《一家代表》，或者说《一家代表》催生了《茶馆》。当时搞了个“小小的”运动，叫普选的宣传运动。但《一家代表》交给人艺时，这个运动已经过去，别的大运动露出苗头，配合宣传告吹。剧院也曾开排，后来觉得没劲，就收了。不过老舍不可能就此扔掉它，从前的茶馆里贴着条子“莫谈国事”，现在让人民参政议政，老舍非常看重这个思想。便在《一家代表》的基础上，写出一个四幕六场话剧《秦氏三兄弟》，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写到1948年的学生运动。大家就在人艺剧院前厅二楼北侧会议室，听老舍朗读。院长曹禺看到第一幕写北京裕泰大茶馆时，则处于狂喜状态。“我的心怦怦然，几乎跳出来。我处在一种狂喜之中，这正是我一旦读到好作品的心情了。我曾对老舍先生说：‘这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曹禺反复申明，它“古典”、“够古典水平”。人艺的其他人也一致认为第一幕超出一般水平，后两幕还不行，上下不协调，单摆浮搁，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需要进一步修改。老舍诚恳地表示：希望大家帮助。他在美国时就考虑要写一个北京的茶馆，写一个时代。但到第二幕写民国、国民党时代，他很发愁应该怎样写下去。

    “最大的问题是解放后的茶馆怎么写？现在茶馆少了，没有生活了。想去四川看看，但不能把四川搬到北京来。戏拿不出来呢？”

    人艺的人产生了两种修改方案。一天上午，曹禺和总导演焦菊隐来到老舍家，曹禺谈了第一种方案：将就原稿，提出“最佳修改”的“具体”意见。谈到中间，老舍听出意思来了，打断谈话，表示另写。接着焦菊隐第二方案上场，认为就以这“单摆浮搁”的这场戏为主，发展成一部多幕剧。还说“所有的事件都在茶馆里进行”，通过茶馆反映整个社会的变迁。“这个戏的名字，可以就叫茶馆”。老舍对焦菊隐的每一句话都听得非常入神，有时眼睛又不住地移动，好像已在构思另一个新剧本了。显然焦菊隐的方案，正中老舍下怀。

    但对于他的可以不写新时代，仍表惊讶：“不写可以吗？”“当然可以。”“不写就不写。”

    老舍理明了思路。埋头写作，还没写完，就急着把于是之找来，兴致勃勃地谈了笔下快呼之欲出的王利发这个角色。他说：“我这个掌柜的，可是从小演到老，二十几岁演到七八十，一共得有好几百句台词呢！”这么一说，于是之也有了一股创作冲动。等剧本公布，他赶紧写了一篇很长的申请书，一再恳切地希望：“就让我演吧。”（本节参见陈徒手：《<茶馆>诞生始末及命运》。）3个月后，老舍写成剧本，交给人艺。1957年12月2日，老舍还在人艺剧院205会议室，向全体演员朗读《茶馆》。年底，侥幸躲过“反右”一劫，被传为“不戴帽子的右派”的焦菊隐以戴罪立功的态度来到排练场，心情郁闷的他把一身本事都用到《茶馆》中。焦菊隐跟老舍没有私交，是面子上的事，但两人相互尊重。有时焦菊隐没商量就改了台词，老舍心里有意见。老舍就一次一次来听，你们提，我自己改，不叫你们改。老舍坚持要出文学本，也有保持自己东西的意味。

    应该说，老舍认真，焦菊隐较真儿，戏排出来就有个样子，水平很高。

    在看完《茶馆》连排后，1958年3月5日老舍又到演员中去，对表演存在的一些问题，以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独特角度，坦率地谈出自己的看法：王掌柜的口要“老”点，少年老成，能干得不得了。

    穿灰大褂的不要坐在房口，这样没人敢进茶馆来。

    松二爷的话要“润”，说得有滋味，寻着人叫好的意思，恍然自得。二德子走路不对，架子大，不像一般戏里的打手。唐铁嘴，走要溜，像打幡上坟的穷生。卖女儿的戏没做足，不是很感动人。

    秦二爷是个人物，戏已交待清楚。

    常四爷是旗人小官，身体壮，有正义感。那时看到大清国不成的人很少，承袭满族人跑马射箭。

    太监，说话漂亮，态度柔和，雅。

    刘麻子、人犯，应付人一人一样。

    逃兵，我们现在看了他们的可笑。当时的兵相当讲究，有他们聪明之处（北京人艺1958年《老舍先生看茶馆连排意见》记录手稿。）。

    焦菊隐对老舍写人物的大手笔和看人世的眼光极为推崇，欣赏老舍又刁又狠的点评，认为这些三言两语恰恰能帮助演员们开窍，有一通百通之效。在老舍讲评后，他再次强调《茶馆》中人物的重要性：“许多人在这部戏中就是一两分钟戏，要使观众留下非常深的印象，要叫观众心里叫好。这个戏不是看故事，是要看人的。”

    1958年3月5日北京各文艺团体抢着落实“大跃进”指标。北京人艺参照了青年艺术剧院的“跃进”指标，立即做了调整，定下全年演出场次为950场，创作220件。当天组织全院人员敲锣打鼓、鞭炮齐鸣到全国文联“报喜”。《茶馆》在此时悄然排演，建立了以童超为队长，马群、胡宗温为副队长的演出队，4月份坚持在首都剧场演出，一演就是49场。但越来越火热的大跃进气氛不能容忍《茶馆》的存在，文化部某官员7月10日越级跑到人艺开党组会，会上指责道：“《茶馆》第一幕为什么搞得那么红火热闹？第二幕逮学生为什么不让群众多一些并显示出反抗的力量？”

    他整整批了一上午，点了于是之等好几个人的名字。党组的人心里不服也不敢说，只能决定停演。好在当晚预定苏联专家彼得罗夫来看《茶馆》，由老舍、梅兰芳陪同，只好等第二天停演，否则就要退当天的票。但他们没跟老舍先生说明真实的停演原因，没说党内的事，只说要轮换节目。

    停演前后，非议已经接踵而来。如剧中秦二爷有一句台词：“我的工厂封了。”有领导就说那不是指工商业改造，不是与党对着干吗？有人则说全剧结束时三个老头撤纸钱，是为新社会唱葬歌。秦仲义的台词“这支笔原是签合同的，现在没用了”，则是影射公私合营，污蔑新社会一天不如一天等。

    陈徒手在人艺保存的《茶馆》档案中，发现了《读书》1959年第2期，里面有一篇署名文章《评老舍的（茶馆）》，充满火药味：王利发是一种典型的奴隶性格，难道不应该予以批判？作者对此没有有力量地给予批判，反而在最后通过王的自白，把他的这种行为美化了。

    作者笔下的几个劳动人民形象也是消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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