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八月二十三日殴打事件

    老舍挨打的过程是惊心动魄的，参与的人各是什么表现？他为何选择自杀来结束一生？

    1966年8月23日，已经无班可上的老舍，为什么刚从医院出院，就急于去上班？他为什么三次受暴打？

    1964年3月24至4月28，老舍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对日本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国后，就写了长篇散文《致日本作家的公开信》，但在国内竟发表不了。这是第一个信号。他的笔越来越受到左的方面的压力。从数量看，1963年他发表短文40篇，1964年是10篇，1965年是9篇，1966年只有l篇了。

    生活于村外小大概人一生中有许多“未卜先知”的征兆、细节，可能是会反复出现。

    。只不过开始临来时，像离了你很远，你和它八杆子打不着，甚至直接参与进来，推波助澜，促成其事态的发展、恶化。

    转来转去，哪一天却可能“碰着”“打着”你了，旁人在发动。曾经打过、整过、批过、附和过、诬陷过别人的，轮着自己时，和前人一样，也会有冤诉不出、不让诉、无处诉，如此，“莫须有”的罪名，谁也料不到哪一天就落在自己身上。那些不能早早出来既伸张、张扬法律正义，又伸张、张扬道德正义的人，就是我们常说的“麻木”者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者。

    老舍有良知层面上的道德正义感，却缺少对法理层面上的法律正义的认识，以及维护勇气。在后一方面，即使现代文学史上思想最深刻的鲁迅，也存有很大漏洞与不及（参见蒋泥：《人何以“立”》，《文艺争鸣》2002年3期。）。毕竟作家不可能方方面面都全了再搞创作，因此，我们在他20年代的作品《赵子日》、30年代的《大悲寺外》《猫城记》里，看到了三十多年后将会再次上演的年轻“暴民”的闹剧。

    《赵子曰》里，校长被学生捆起来打，庶务员的耳朵也被他们钉在门框上。《猫城记》里的猫人，杀皇上杀家长，也杀教员。《大悲寺外》的主人公，是位极具博爱、牺牲精神的学监黄先生，却遭毒打，是那种蛮横的、因私的、恶意的、利用了群体集会时的盲从作恶的心理，来推进事态扩大化的攻击：“‘打他！’这是一个与手工教员最亲近的学友喊的……跟着，‘打！“打！’后面的全立起来。”三天后，他死在医院里。

    对于他们的遭遇，尤其是黄先生的死，老舍是深切同情的，对学生的无知，也是带了道义上的谴责的，甚至让打死人的那位，一辈子不得安宁，事事失败，凡到他就要成功时，就受到灵魂的折磨，退缩了，毁了，把它当成是死者的“诅咒”，只好不干什么，生者住到死者黄先生墓边，“离他近，我好天天来诅咒他”，现出了生者卑下、恶毒的可悲的天性，有一种因果报应的悲惨的意味。

    作者不是把它们当作犯罪事情来处理，让作恶者得到法的公正警示和制裁，起码没有这样努力的意识，而仅停于道德层面上，无所启蒙、恶根尚在，难免就不再来。

    且看1951年，老舍自己参加过的一次控诉“恶霸”的会。

    那天，他到得相当早，已坐满了人，什么人都有，无分彼此地坐在一起。当大会开始，台上一个个宣布“恶霸”们的罪状时，台下全体就高喊：“打倒……”后来，“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上台去控诉。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台下许多人喊‘打’。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地喊出来：‘打！为什么不打呢？！……警卫拦住去打恶霸的人，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该打！’这一喊哪，叫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大家中的一个。

    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呢？恨仇敌……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这样，我上了一课，惊心动魄的一课。我学到了许多有益处的事。这些事教我变成另一个人……我愿……作个肯用心学习的学生。”（《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文章发表于1951年10月。参见《老舍文集》14卷，325-327页。）老舍本人遭到迫害，却是被指控为北京市原市长彭真的“同谋”了，而且，作为《北文艺》的主编，他对发表《海瑞罢官》负有责任，定了个“莫须有”的罪名，一直战战兢兢。1966年7月10日，首都各界代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支援越南反抗美国的战争大会，老舍出席，并坐在主席台上。这时，在这样的场合露面，在他已久违了。会后，他对同时参加大会的巴金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很好，我刚才还看到总理和陈副总理。”（巴金：《“最后的时刻”》。）这腔调在今天的人听来，显得很悲凉、凄惨、失气。

    因此，林斤澜在《名著选读》中说：“老舍最后的日子是个研究题目，文章一写再写都值得。”

    1966年浩劫初起时，老舍就在写检讨、受批斗。批斗间隙、批斗之后，老舍对林斤澜说的还是艺术，特别是小说语言艺术，如：“语言就是脸皮。你看个别人，写了一辈子，也有影响，可没自己的面目。”林斤澜认为，这里的“个别人”指的是巴金、章靳以他们。

    7月13日，老舍在家忽吐鲜血，被送进医院。未痊愈，他很牵挂外面的运动，就出了院。到8月21日，他憋不住了，曾愤愤说：破“四旧”，斗这砸那，是谁给他们这么大的权力？又要死人啦，特别是那些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

    对于死这样的重大行动，老舍早有揭示。屈原的“死节”，更是他心中伟大人格的范本。

    但是人都逃不开他的环境与时代，有直道而行者，有委曲求全者，许多品节高尚之士，为表白清白人格，展示不辱气节，纷纷自杀，越到后来，老舍作品里人物自杀的心理强度越来越加大，从《老张的哲学》里的李静、《赵子曰》里的李景纯，到《猫城记》里的大鹰，《四世同堂》里的祁天佑，《茶馆》里的王利发等，其死都带了为自己信仰和人格进行“身谏”、殉难的性质，具有了宗教精神，成了老舍自己自杀的“预演”。

    在他曾为之讴歌过的“三反”、“五反”中，有位朋友受诬陷，辩解无门，跳入护城河自杀，人们纷说他不该出此下策，老舍却认为这也是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想不到，他也会走这条路，成了“文革”中文化界最早的受害致死者！并且，其受害方式，也是靠了1951年那种群众集会，无限度地上纲上线，毫无法律上的根据，人人在喊打，真就打着了。

    8月23日，已经无班可上，老舍刚出院，却去上班了。文联大院里贴满大字报，出出进进的人神秘而慌乱，透着异样。老舍在办公室拼命吸烟。中午该回家了，没见着司机。

    下午，北京市文联会议室正在开会学习，一群红卫兵，是那整整一代在疯狂中迷失了方向的、不再读书的北京戏曲学校的学生。他们多年练旧戏，现在觉得应比旁人更有责任执行**指示。既然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就先将牛鬼蛇神在舞台上穿的戏装、道具等“四旧”拿出来烧掉。当天他们决定去安定门外成贤街国子监大院孔庙焚烧京戏戏装——他们误以为，自己的破坏性运动，会净化党和国家——但觉得还该拉几个文化局的领导去批斗，就闯进文联，文化局本和文联隔不远，又想起要拉几个名人去陪斗。就闯进来，拿着名单唱名，叫到的人，赶快出去到广场上站队，随即往他脖颈上挂块牌子。凡是挂上牌子的，就算是“金榜题名”，进入牛鬼蛇神的“行列”。这时人们才领悟到，原来这就是造反派在造封、资、修的反了。不由分说，被叫的人一个一个出去，弯着腰，在大太阳底下撅着屁股排成队。只听有人大声逐个地问，问后就把一张黄纸用浆糊贴在被问者背上。

    这时，屋里就剩下老舍和端木蕻良两个人没叫到。端木蕻良虽然知道文联有个后门，可以从那儿溜走，但他又想，没等溜掉就会被造反派抓回来，再加上一层“破坏革命”的罪名，还不知会有什么后果呢，莫如挺着脖子挨刀吧。老舍很镇定，背着手从窗子往外看。

    这时，学生看见了他们，叫他们出去，老舍先行，端木蕻良跟出。造反派命令他们排入队伍，和大家一样猫着腰，作出等着挨打的姿式。接着，便有人在他们背上刷厚厚的浆糊，把事先准备好的、上面写着姓名、职务和工资数目的黄纸，一下贴到背上。

    上车去陪斗的牛鬼蛇神中，本没有老舍。但他看到萧军等三十多人被学生装上车，便从人群中站了出去。一位在现场担任指挥的学生一眼认出他，大叫：“这是老舍，是他们的主席，大反动权威！揪他上车！”老舍就成了他们的俘虏。

    他们像一群发往西伯利亚的囚徒一样赶上一辆没篷的大卡车，旁边围着很多造反派，趁着上汽车不能作任何防御的时候，劈头盖脸地向他们打来，有的用皮带，有的用木棍，真是“乱箭齐发”。挨打的只有用手护着头部的份儿，其他什么也看不清，只听到口号和打人声混在一起。

    乱哄哄爬上去，车上很挤，天特别热，好不容易车颠颠簸簸地开了，尽管站不住，但因挤也摔不倒。

    卡车在哄叫口号声中停下，他们又在乱棍齐下中赶下车，被带到一个广场上，围成圈儿，然后全都“五体投地”趴在地上。圈子中间堆着几十箱精工绣成的戏装，被点燃，火星四溅。革命对象个个汗流浃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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