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每次在亚隙间被外星人说性格孤僻，都会让我产生一种怪异的亲切感，就好像我依然生活由自以为性格健全的普通人所挤满的地球上。

    第一个说我性格孤僻的人是我的幼儿园老师，她在我入院的第三天，对来接我回家的外婆说出了这个词。

    外婆当天晚上就急急忙忙地打电话跟我妈汇报。

    “那不是很好嘛。”

    据说我妈当时是这样回答的。

    上了小学之后，性格孤僻的特征在我身上日益明显，班主任甚至在家长会上特意找我外婆谈话。

    即使是当年，性格孤僻也可以通过仪器矫正。手术只要一小时，微创，术后保证性格变成纯度百分之一百的活泼开朗，有效期起码能维持十到十五年，仅有0.01%的患者会在术后一个月出现24小时全天傻笑的副作用。当然，也可以选择药物治疗，疗程三个月，药物治疗的副作用是人容易变成话唠。为了推广这项治疗，平均每10个新生家长里有8个会听到“您的孩子性格孤僻，有患自闭症或是抑郁症倾向”之类的评价。现在想来，这项手术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性格和情商差异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同时也助长了整容业更飞速的发展——因为相貌平平的人在性格上的优势变得越来越小。

    但是，当年老师向我外婆提出的，针对我的治疗建议，并不算是危言耸听，也不是为了收那几十块钱的回扣，因为我上课时拒绝回答老师的问题，很少与人交谈，也从来不愿意和其它小朋友一起做游戏，这样的我，的确是一个急需治疗的典型孤僻儿童。彼时我倒没有神通到可以预见十几年乃至二十几年后人类性格乃至相貌趋同化的未来，仅仅是自我意识觉醒的比同龄人早一些，把装深沉的时间提前了十年，并且装得过于逼真。我的性格一点儿也不孤僻，这一点我妈清楚得很。当然，即使我真的性格孤僻，我妈也一样不会管，说不定她还会觉得大家都流行装孤僻，难得有个真家伙，很酷，建议我保持。

    我人生开头的十几年都活在一种自认为是天之骄子的优越感之中，三岁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看不起比自己大五、六岁小学生。之所以在幼儿园对谁都爱搭不理，也是因为我自认为这些人都不配和我说话，包括我的幼儿园老师。这个你看一百次也记不住长什么样的女人在我读中班的时候向我外婆表示“你孙子有智力障碍”，然而这个人生里只有减肥、男人以及名牌包的女人，在我眼里还不如隔壁班那个总喜欢用鼻屎弹人的小胖子智商高。

    在我的童年时期，唯一称得上玩伴的，是个住在我家隔壁一幢浮夸别墅里的男孩，我叫他豪猪，因为他姓郝，他叫我河豚，因为我姓和。这个混蛋比我大五岁，也热衷于表现自己的智力超群，总觉得同龄人的智力还不如他表姐家养的哈士奇。他和我一样性格孤僻，天天沉浸在一种独孤求败的境界里，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急于互相攀比自己思想境界的高深，于是讨论起了死亡的问题，那是他第一次跟我提起想要自杀的念头，为了不输给他，我立马接话表示好巧啊我也是。他说在这样的世界里活着是种痛苦，那年他十岁，和我说已经看见了自己的未来。他说他会读书，但读得好不好都没关系，因为家人会安排他出国留学，然后回国继承家业，事业稳定后，他会为了家族利益娶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就像他的父母那样，再生一个自己不关心的孩子，就像他那样。他说自己找不到什么活着的意义，所以要去死。

    我说，那死亡就比活着更有意义了吗？

    他说，未知永远比已知有意义。

    我说，不存在已知，只存在你以为的已知。

    那天他为了这一点跟我辩了很久，最后也没争出输赢来，不过这之后我们就熟络了起来。

    豪猪和我一样没什么朋友，我们虽然总是互相讽刺，倒也建立了一种微妙的友谊。春去秋来，我们讨论了七八年死亡，直到现在他也没自杀。他当然不是真想死，把死挂在嘴边是他用来展示对抗姿态的一种方式，就好像我用装孤僻来体现与众不同。之所以我也至今没死，是因为我虽然找不到活着的意义，但也找不到死亡的意义。

    我和豪猪就采取何种死亡方式做过多次深入讨论，并且约定，如果哪天决定了要去死，一定要通知对方自己死亡的地点和方式，让后者做见证。某种意义上，我们可能算得上是生死之交。

    虽然，自从豪猪去出国读高中后我们的联系就渐渐少了，但在面临死亡以及与它相关的一切时，我总会想起他。遗憾的是，如今我恐怕已经无法兑现诺言，因为我不仅陷入了随时会消失的境地，也没有办法将这里的情况告诉豪猪。

    现在之于我，不仅未来不可知，连过去也已成为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