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的与重的

大话”，放的是些“空炮”！

    《晚霞》里的女主角在言行上表现得却很“主动”。

    自她懂事以来，全家一直在受着不公正的对待，她对这样恶劣的环境，早已不再陌生，所以比较说来，一旦事变临头，她不退缩、不慌张，至多只表示过深深的失望。但这种失望里不含委屈，更没有同归于尽的激烈举动，而是思虑周详的，这得益于她过早地认清了人生、社会；同时，她还对自己的去路、性格具有明晰的认识，行为、态度才那样沉着、稳重。

    所有这些，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当然是不幸的，他们过于早熟，也就过早地结束了美好的童年。

    而和三位女子分别相爱的三个男子，其命运却较为宽松，外界都有大树护着。

    真真对老久、肖凌对杨讯的“爱”中，有没有这个因素呢？她们看中他们，会不会看中的是这个身外之物呢？

    我看难免有一点。

    《波动》里的肖凌第二次看到杨讯后，就猜到了他是干部子弟，说他爸爸坐的是“四个轮子”，这种人家的子孙“身上的一些习气让人讨厌”，她正是从他透露出的这些“习气”上猜出他的出身的。

    而《情书》中的真真之所以听话，肯让老久“爱”她，原因之一也是发现他的确有条件藐视常人——当多数青年处身不利时，老久却未受到太大牵连，依然能够走人工厂，和父母住在一起。对他来说，这样的生活是相对安逸的，他没受什么挫折，更不会遇到真真那样的不幸，所以，他完全可以“天马行空”，激情满怀地瞧不起一切！用《波动》里的一个“下等”流浪汉白华的话来说就是：“你们这些有钱有势的家伙，啥都让你们占着……”占着一切的人，能不得意得连自己是谁都快忘去了吗？

    《波动》里就说过，文革时期一个市革委会主任（林东平），单是拥有的那套住宅就值15万，省里下拨的日本彩电也搬回去独享，安排几十个人到最好的单位工作更已不在话下。女人们都盯着他，想着为他献身。

    这些尚无伤大雅，几千年来我们抢着、争着当官的用意，不就为着这些吗？非仅如此，这位主任还弄虚作假，将判刑15年的情人的儿子（杨讯）早早释放，安排进工厂。

    真是“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啊！

    白华明白这个道理，肖凌和真真未必就是傻瓜。占有权势的贵门子弟，把自己“实现”起来，一般会比别家出身的容易。

    具体到杨讯和老久二人，那就更不是什么为难之事了，他们不仅有那样的出身，而且都很有“抱负”，自视常人无法比拟，也不屑去比。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他们的“未来”。

    三角关系：涌起爱水情波

    从构成看，《波动》《晚霞》的爱情都是单一的，即一对一的关系。《情书》不一样，环绕女主角真真的爱情线有三条，穿插出入，又全是三角“恋”。

    我将“恋”加了引号，是想显示它只是就宽泛的、而非严格的意义上说的。

    爱情本是双向的，一相情愿都不叫“爱情”，只能叫单相思。

    从这个严格的意义上说，真真没有爱上另一位男友老嘎——他比正在受到“爱”的石田强得多，为什么女主人没有爱上他？要知道这个人还是老久和真真的中介人，要不是他，他们根本通不成信！是不是嫌他是流浪汉？

    后来老嘎居然跟着老久爱上了真真，爱得莫名其妙，不由人不问：开始干什么去了？既对她有爱，为什么还舍得将她介绍给老久，等老久说爱上真真后，才承认自己也爱上了？

    怎么解释？能不能解释？

    姑且搁下它，先看看那三条爱情线吧。

    三条线就是：石田一真真一童汝，老嘎一真真一老久，老久一真真一石田。

    前二者是铺线，后一条是主线。

    追踪前贤，我们发现这种三角关系，早已被各种经典文学表现过了，差别只在于它的多与寡，分量的轻和重。

    《红与黑》中的德?雷纳尔夫人一于连一玛蒂尔德，《飘》中的卫希礼一赫思嘉一白瑞德，《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一贾宝玉一薛宝钗，《围城》中的唐晓芜一方鸿渐一苏文纨，以及《追忆逝水年华》（普鲁斯特）、《堂吉诃德》

    （塞万提斯）、《永恒的丈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等小说里，也有着同样的三角关系。《情书》不过将它发挥了一下，使它更加浓缩、更加错落有致。

    分析一下我们会知道，三角关系之能成立，就在于它产生了相互竞争的**，一个感染了另一个，即使原先不必爱某个对象的人，也像害了传染病似的，义无返顾地“爱”上了对方。

    通常来说，这样的竞争对手差距又不会太大，实在大了也就毫无竞争的必要了。产生竞争的原因则多，或出于嫉妒，或出于羡慕，或出于仇恨，或出于虚荣，或出于争强好胜等等，不一而足。

    用这种观念来解释老嘎的“爱”，我们会发现这自有它产生的心理学根据：“一个女人本来只挑起我们极其微弱的**，竞争者给她平添了许多优点，我们却以为这是她的本来面目。”（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真真就是这样的女人。

    可见，老嘎将真真介绍给老久．，老久写信说自己爱上了真真，无意中是为自己制造了一个“竞争者”，真真的“价值”一下子放大。

    也可以这样说：老嘎是由于老久爱了，这才接受挑战，宣称他也爱了，“如果我们能够仔细地分析我们的爱情，我们就会发现，女人之所以赢得我们的欢心，完全是因为有男人在充当平衡物，我们必须与他们争夺女人的缘故。尽管与他们争夺使我们痛苦不堪，但是倘使没有平衡物，女人的魅力就一落千丈”（普鲁斯特：《囚犯》）。

    不难理解，如果生活中缺乏这样的竞争者，他就会主动引介，达到极端时，我们甚至会“盼望所爱之人不忠，这样便可以重新追逐，也可以重新体验自身爱情之存在”。

    只有爱人不忠了，你才会由于“他们柔情缱绻，溢于言表，令我激动万分。我的心被打动了，嫉妒之情油然而生。是的，我见他们心心相印，实在受不了。嫉妒挑起了**，我暗想倘使能够破坏他们彼此的沟通，让刺激我敏感心灵的结合化为泡影，那将是何等的快乐”！

    《红与黑》中，于连正是抓住了这样一个心理，为实现一己之野心，对玛蒂尔德更多时采用了欺骗，以便她妒火中烧，想像他已另有新欢，不再爱她，甚至对她很蔑视，激发她不断地设法试探他的热情，经此，玛蒂尔德果然“爱”上了于连。

    《情书》里的真真则将自己的一个个追求者写下，加之老嘎从旁激发，老久即使和真真尚未谋面，“爱”上她也已十分自然、容易、可信了！

    这就是老久“爱”上一个女人的真正的内在原因！

    结尾：化尽了矛盾的“和解”

    伟大的小说，它的结尾可能笨重，可能少一些美言妙辞，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它必是真正化解了“矛盾”，使人物回到“真实”或“本真”状态，达到真正的“和解”，只有这样小说才能达到它的最高境界——真实，回到“真实”，是指最后的人物已经不再受**、虚荣、野心、仇恨、愧疚、忏悔等情绪的操纵，不再陷于各类实际或心灵的关系网中瞻前顾后、左冲右突，而是结束了这一切关系。

    因此，小说的结尾都意味着新的开始，意味着《追忆逝水年华》里写到过的“重现的时光”的光降，也就是胡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时激动地感受到的一句“时间开始了”——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伟大的小说就是这样。

    以此考察上述三部小说，我们就能看出其间的差距来了。

    作为准悲剧，《波动》里的杨讯最后被迫坐上火车离开了肖凌，但中途又下车，打听往回开的列车什么时候经过，人家说40分钟以后。所以，它的男女主角似乎仍能相见，这就暗示着一个并非过于悲哀的结局。

    可结尾处肖凌走了，晕了过去，头顶是峭崖，即使杨讯能回来找她，他也不一定就能找到。就像金庸《雪山飞狐》里留给读者的难题：胡斐会不会将劈向苗人凤的那一刀挥下去呢？

    小说没有说，我们就不好胡乱猜测了。

    这样结尾基本上就遵循着讲故事的套路，很自然，我们不会去作太多的寻思。

    但假如杨讯不再返回，又会说明什么呢？

    如果他不返回，照我看这个人物心中的那个“爱”就让人怀疑——他的离去仅是外界所迫，自己能调回北京，也由于他得知女主角肖凌居然有一个两岁多的女儿，加上他母亲和他母亲的情人（林东平）都不同意他们相爱。

    所以，在这件事上，唯一缺席不在场的是他本人真心——他的爱是真是假？

    肖凌曾斥责他：“你居然还谈到爱。我看你只爱你自己，爱你的影子，爱你的欢乐与痛苦，还有你的未来！”她叫他走，杨讯真就上火车走了。

    假如他返回、硬是留下并找到了肖凌呢？

    那又是一种说法。即小说只有如此，才是真正地“和解”了，人物也才圆整不缺。起码它应该暗示这一点。

    这两种可能都是存在的，因而这样的结尾我们无法挑剔。

    《情书》的结尾相反，采用了常规而毫不含糊的“大团圆”，让男女双方各得所“爱”，凭着“大胆热情的心灵，获得了爱情和事业”。

    这样收结除了落入“俗套”以外，如上文分析的那样，我们也看不出这种“爱”具有多少真正的可信性。

    何况在那样痛苦的年代，能有这样的喜剧结局，诚非易事，也可以说是相当之侥幸。

    至于《晚霞》，如果我们不去计较上面提到过的漏子，不去计较南珊对李淮平提出分手的那个理由过于牵强，单表南珊的思索与信念，她遭遇的心灵磨难，和李淮平的懊悔负疚等方面的“解脱”，那么，它还是极其感人的，达到了“硬性”的“和解”。

    怎么理解？

    且先看看南珊思考了一些什么，在她的信念中有些什么内容。

    第一次见面时，她同李淮平一起探讨过文明与野蛮，从而对“文明”的李淮平产生了好感——他深深地打动了她的心，认为他“心地正直，行为果断，思想也宏伟。愿意将他引为知己……”。

    但事隔三个月，李淮平显出了自己最“野蛮”的另一面，带头来抄了她的家，“他使我完全失望了……也可能，是我使他失望”。事实是他使她失望了。

    但即使双方都不失望，那也不可能一定聚到一处，二人“革命”地位上的悬殊太大，真实的“生活只能使我们越走越远”！

    李淮平第三次看到南珊时，偷偷听到了她的那番惊心动魄的自我剖析：“从内心讲，我是自卑的，虽然我一直不愿向自己承认这一点，但如果要公正地看待自己的话，我却必须说我的的确确是自卑的，而且从小就是这样……我自己知道这种自卑感曾经是那么的沉重，也深知我是经过了多么困难的努力才勉强克服了它。然而即便是现在，我要想享受一下那种充足的自信也还是太难了。对于这个世界，我从来也不敢有任何轻取之心……”

    形成自卑心的原因则是该死的出身问题，周围人凭此戏弄她，自小学一年级，她就受到这样的虐待了！

    怎样逃避呢？能够对它视而不见吗？

    南珊告诉我们她的办法是看书。但爷爷对看书并不理解，反而说她“太爱看书了，爱得有些不正常”。

    他不赞成年轻人苦读书，因为“这种习惯常常是一种固执、一种自负、一种清高”。

    爷爷对她的评价和担忧就是，“你坚强得有些执拗，我真担心你会成为一个恃才傲物的女孩子。如果你把一个奔放的思想拘禁在一个沉静的性格中，我是很不安的。这常常是一种痛苦的压抑和忍耐……如果你由于书看得太深太多而学得只会以理性的眼光来看待人类生活的一切，那你无疑已经成为一个心地冷酷的人。这种人往往会把自己的理念看得高于一切，他把自己的理念看成老百姓的上帝，其他人都不过是他对世界秩序进行逻辑演算的筹码而已。这样的人爷爷是不赞成的。珊珊，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不尽失赤子之心，所以我虽愿你心中有理却不愿你心中无情”。

    南珊知道爷爷误会了，知道自己只是出于维护尊严才去看书的，至今它也仅是一种习惯，用它可以“消遣时光和排解烦闷”。

    所以，她并没有认为自己在人格上低人一等，她也不会仇视或鄙视别人，相反，“我尊重一切心地正直的人，也钦敬一切人所表现出来的才华”，她从这些东西里发现了世界的可爱，“并对自己生活在他们之间感到充满了希望”。

    同时，它们也帮她克服了根深蒂固的自卑，进而皈依了宗教——基督教的“上帝”。这样的“上帝”高踞于宇宙之上，是一个假想的东西，作为“有形物”并不存在，但假想的“他”，为南珊的生活树立起稳固的信念，使她的心灵获得了安宁的气息。

    通过这种信仰，南珊的“本真”或自然本性得以保护、保存，并持之以恒，最终达到了高度的“和解”，这就与《红与黑》、《红楼梦》、《追忆逝水年华》、《堂吉诃德》和雨果的《悲惨世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巴尔扎克的《邦斯舅舅》、卡夫卡的《地下室》等巨著不谋而合——只在这一点上不谋而合了。

    为了进一步理解这一“和合”性，我们可以分析一下《红与黑》。

    《红与黑》中的于连，仅仅由于出身卑微，前路就全给堵死了，如果到此为止也还罢了，可悲的是他晚出生30年——在英雄的时代里养育，被抛进了一个由门第和金钱主宰的社会，失去了一切的上进机会，经受贫困生活的煎熬和处于低下社会地位的歧视。

    这些怎堪忍受？所有英雄都没有教会他如何忍受！

    那就让英雄的气息在胸头鼓荡吧，拿破仑就是榜样！

    有了这些“怪念”的驱使，于连就把社会当作一根竹竿，分成了若干节，“一个人的伟大事业，就是爬上比他自己的阶级更高的阶级去，而上面那个阶级则利用一切力量阻止他爬上去”。

    对于阻力，于连怎么对付呢？

    为了达到目的，他丧尽了天良，直到下狱，被判极刑，回忆做过的亏心事时，他还说：“我不愿意责备自己，那时候我是按照我们时代的惯例行动的。”

    说这句话时，他的心情已经平静下来，面对了一个真实而不伪善的自我。他最怕的正是这伪善：“我爱过真理……它在哪儿呢？到处都是伪善，至少也是招摇撞骗，甚至那些最有道德的人，甚至那些最伟大的人，也是如此。不，人不可能信任人。”

    于连从现实里学到了这些。他有罪吗？

    把他判为有罪的那些人，罪恶更大，他们却坐在审判席上！

    他看破了这一切后，把它们全部超越了，只除了爱情！

    然而，又是他亲手向着那唯一的爱人射出了子弹，企图打死她，这是怎样罪孽啊！

    “我该当死；但是，伟大的天主，善良的天主，宽大的天主，把我爱的那个女人还给我吧！”

    超越了虚荣和野心的于连，皈依了真正的爱情。

    他回归了，弃去向上爬的“野心”，回归于真实，像堂吉诃德弥留时才完全摆脱他那荒诞的骑士激情的控制一样，更像冉阿让（《悲惨世界》）。

    只有超越这一切，他们才将赢得新生——“一生惑幻，临殁见真”！

    南珊“超越”了，连同爱情都被“超越”了，虽然她提不出超越它的理由。

    李淮平也想“通”了，“甘愿”与一心痴爱的人分手，即使他“通”得那样勉强！

    而正是这“提不出”和“勉强”，才使得本该做得更好些的《晚霞》与一流小说的境界失之交臂！

    也许，这是作者跨不出去的限度。

    总之，一流小说所需要的“真实”指的是把“失去”的“重量”找回来，丢得越多，迷失的本性越多，“失重”就越多，一当人物完成自己的回归、超越这种“迷失”、不再“失重”后，他的精神就越发高贵、人性的力量就越发强劲！

    都还是“轻的”《波动》和《公开的情书》在结构上具有相近的性质，都是让一个个人物自己出来现身说法，所以视角的变换都很频繁。

    创意更大的是《波动》，它摹仿了西人的意识流，中间的跳跃很有点随意，可是这种跳跃又是中国化的，都是人物的简短回忆，因此不会叫人老半天都反应不过来，不同于我们阅读《尤利西斯》、《喧哗与骚动》等作品时的感觉。

    二者的拼合当然也有较大的区别。

    《情书》完全以信件的形式组合，以时间先后为序，通过书信交代人物历史上的一系列遭遇和爱情故事，显示现时恋爱者们的焦虑、彷徨、理解、共鸣等心理、情感之历程。人物全是青年。

    《波动》并非如此，它反映了两代人的爱情悲剧。年轻一代的悲剧，主要是由于尝过悲剧甘苦滋味的上辈人有意加上的，这就使年轻人的不幸爱情更为残酷和不幸——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做了婆婆，她也心安理得地支使媳妇了！旧的王朝被新王朝替代，建立起来的新王朝，独裁、**起来比旧王朝来有过之而无不及。王朝更替于百姓何用？

    ‘“悲剧永远不可能重演，而重演的只是某些悲剧的角色，他们相信自己在悲剧中的合法性”。

    它使人联想到了杜牧在《阿房宫赋》里的那句千古名言：“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这，大抵可以涵盖我们人类至死不悟的心性与历史！

    所以，《波动》揭示的内容更见深度。但也仅止于此。它还没有挖到真正的根源。

    事实上，悲剧之能周而复始的根源在于它赖以运行的机制，机制是它的转轨，绕进去以后就只能照此而动了！

    因而，只要转轨还在，这样的悲剧就不会像小说里所讲的那样，只是出于“一时”的“波动”。

    《晚霞》的故事那就更加荒唐了：年轻一代的种种悲剧，不是上一代人有意相加的，而是出于无意——上代人出身“不慎”，下代人跟着遭罪，不仅**上饱受折磨，而且这种扭曲的痛苦渗透到精神、灵魂的深处——既然谁也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那就只好听任命运造化的无情作弄了！

    又因为这种作弄不仅无情，更且无意，悲剧所揭发的问题才显得那样触目惊心！

    的确，我们的机制出了毛病，这样的病体决不能单靠“信仰”和“皈依”个什么东西就能支撑、治理，在它铁一般的意志面前，后者甚至是那样无力。

    它们无力是由于自己软弱的本性，或是那种“铁”过于僵化、强硬，二者实际上是一回事。

    叙述这样一个故事，《晚霞》没有用《情书》、《波动》式的现代手法，而是以最传统的面目出现，依次讲了男女二人极为偶然的四次相遇，前后跨度十五年，中间穿插女方的“出身”——男方逼迫那个国民党起义将军、女方的爷爷亲自“招供”出这段“屈辱”史。

    我自己最喜爱的，恰也是在这样铁一般世界中的那个女孩子南珊。她不必非得让自己归属于初恋者李淮平不行，这个男人除了“出身”以外，哪一点比她“强”呢？一旦“出身”不再成为优势，他还有什么？所以，如果她是我笔下的人物，我也舍不得将她许配给这样的小子——算得上另一种意义上的家长作风吧。

    但是，我会把她不能选择这种男人的理由讲明白，叫人口服心服，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勉强。

    具体交代南珊前后的变化时，作者的手法也很守成、传统。它主要通过人物的外貌来体现。

    初见南珊，她那样神清气爽、秀丽聪颖，天性是好奇大方的；既见南珊，她的天真烂漫已去，三个月之间，她已由一个不屈的女孩变成了隐忍，外相也素朴齐整；三见南珊，两年过去了，她十九岁，和李淮平在火车开动的刹那间相见，此时，她先前的烂漫与苍白全消，代之以成熟的气质、坚定的神色；四见南珊则又在十二年以后，她已是刚毅的“中年”妇女了：浅浅的眼纹，不再圆润的脸庞，干燥的头发，眸子也不那样黑、那样亮了。但她的心灵、气质更加动人、更为完美了！

    她是苦难淬炼出来的钢吧？只有这样的苦难才配得上这样的精灵——一个此心不在尘世、遍游“天国”的精灵！小说里的泰山长老形象是不是指示了她的未来？

    但是，皈依信仰宗教也罢，皈依中国传统的儒、法、道三家一体的文化也罢，皈依“五四”以来鲁迅等人提倡的“改造国民性”之使命也罢，皈依“**道德”的确立也罢，这一切无不拥有一个相同的误区：把一切疑难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人心”或“人性”，以为只有它提高了、升华了、没有问题了，天下从此才能繁荣太平，可以一劳永逸。

    可是，西方宗教“改造”人已有千年，传统中国文化“感化”人也在千年以上，它们究竟成功了多少？

    也就是说，“人心”和“人性”究竟有些什么本质的改变吗？

    假如有了，那么我们今天就不会还要为此忧虑、鼓吹。假如没有，那么除了“改造国民性”使人向“善”求“真”爱“美”而外，我们还需要干些什么才能让它真正落到实处，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成为人人可以放在舌头上搅拌得变了味、发了霉的唾沫？

    这样一个很“重的”疑难，远不是今天的人们所能全部回答得了的，勉强回答了也不会让人满意，因为我们都还是“轻的”，和它不在一个等量级别，无论智慧，还是方法。

    爱情，以至一切，在轻、重之间具有极大的宿命性。

    面对这样的命运，许多时候我们根本找不到答案，因为它没有答案。

    2000年1月19日，北京魏公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