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深厚情谊

铁地回答：“就要天亮了，但还要斗争。”

    1945年1 1月赵清阁回到上海，任《神州日报》副刊主编，表现活跃，写了长篇、散文等，并参加由田汉、阳翰笙、夏衍等主持的全国戏剧协会，在上海戏剧专科学校任教。1947年春，赵清阁写有短篇小说《落叶无限愁》，收入她主编的《无题集——现代中国女作家小说专集》。写的是邵环教授有妻子、有孩子，人至中年，却爱上了未婚的年轻女画家灿。满以为能够与灿终成眷属，不料灿汉会战前的不愿毁坏邵教授已有的家室，抗战胜利后悄然离去，留下一封婉拒书。

    邵环教授读完信，离家出走，往上海寻到灿，两人漫步街头。灿还是顾忌邵环有家室，承认自己心情矛盾，说：“因为我们是活在现实里的，现实会不断地折磨我们！除非我们一起去跳江，才能逃避现实，才能克服矛盾。”当邵环要求与灿一起离开上海，灿又得知邵妻明日将追到上海后，便下决心悄悄离开原住处，永远消失。失望中，“邵环倒在泥泞中，落叶寂寞地埋葬了他的灵魂”。作品满纸愁绪，消失了锐气。读者以为她没有写完，期待一个团圆结局。赵清阁却说“我宁愿到此为止”，三十年后还说“今天依然这样看”。不少人认为，这篇小说具有浓厚的自传色彩。

    此外，在创作《落叶无限愁》前不久，赵清阁还写过一篇《记校长先生》，写的同样是一个有家室的中年知识分子，恋上年轻女子而未成眷属的故事。由于事情曲折，兼有对话描写，因此编辑在题目下注明“回忆短篇”，同今日之自传小说。20世纪90年代，赵清阁出版了她的《不堪回首》，收了此篇，特加按语，说“这是五十年前在重庆写的一篇散文……”篇名改成《心中的秘密》。

    赵清阁终生未嫁。她和老舍的深厚友谊，到1945年发生了“微妙的转折”。老舍唯有到美国去。但老舍在美国的状态并不那么如愿，相反，他过得特别艰难，很难再挺下去。加上周恩来见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缺了冰心（当时冰心在日本）、老舍两位**的老朋友，表示过遗憾，“他需要老舍这样的大作家歌唱新中国”。曾先后请曹禺和阳翰笙等友人给老舍写信，转达邀请他回国的意见，阳翰笙把这个意思告诉了赵清阁，希望由赵清阁出面写信，说明周恩来的意图。老舍接到了赵清阁的信，很快下定决心，决定回国。赵清阁本人因此在“文革”中被诬为“为阳翰笙、邵荃麟招降纳叛”。

    1949年，内战形势紧迫，上海风声鹤唳，赵清阁上了黑名单。时已在港的阳翰笙关怀赵清阁，劝她隐避，她只好东逃躲。但总算没有生命之忧。

    老舍虽然事务繁忙，却仍时刻关心赵清阁，常给她写信。如50年代中后期和1964年写的信（四信出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六期文献史料专号。），说：清弟：

    快到你的寿日了：我祝你健康，快活！

    许久无信，或系故意不写。我猜：也许是为我那篇小文（待考）的缘故。我也猜得出，你愿我忘了此事，全心去服务，你总是为别人想，连通信的一点权益也愿牺牲。这就是你，自己甘于吃亏，绝不拖住别人！我感谢你的深厚友谊！不管你吧，我到时候即写信给你，但不再乱说，你若以为这样做可以，就请也暇中写几行来，好吧？我忙极，腿又很坏。匆匆，祝长寿！

    舍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果来信，不必辩论什么，告诉我些工作上的事吧，我极盼知道！

    清弟：

    我已回京月余（1956年8月初，老舍得病，往辽宁疗养，9月初返回北京。），因头仍发晕，故未写信。已服汤药十多剂……家璧来，带来茶叶，谢谢你。

    昨见广平（许广平(1898-1968)：鲁迅夫人。当时她去上海，了解知识分子政策落实情况，在座谈会上对赵清阁工作不对口提出意见，上海电影厂随即恢复赵清阁编剧职务。但她的处境好像不太好。如1957年4月末，周恩来曾到上海举行一次电影工作者座谈会。走进会场后，他见白杨、赵丹、张骏祥等人都到了，再扫视一遍，忽然间：“赵清阁怎么没有来？”主事者忙解释，说今天星期日，来不及通知。次日《文汇报》将此事披露。翌年，周恩来又至上海召开文艺界座谈会，才见到赵清阁。）同志，她说你精神略好，只是仍很消瘦，她十分关切你，并言设法改进一切。我也告诉她，你非常感谢她的温情与友谊。

    舍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日

    清弟：

    近日想念甚切，因王莹（女演员、作家，主演《自由神》，写有《两种美国人》等。1974年去世。）由南返京，说在沪没见到你。我甚不放心，也不敢写信，怕你或在积极学习中。昨得函，始悉你又病了。我前日给家璧函，提到我的关心，叫他去看你。切盼你的病况急速好转，好多服务。

    谢谢你提的意见（赵清阁原注：1957年老舍先生奉命写了一个“新喜剧”《西望长安》，虽是讽刺喜剧，但读来缺乏幽默感。而他的作品之吸引入，就在于这一特色，不过50年代正是极左思潮泛滥的时候，写喜剧不易，讽刺更难！我直率地提出了意见，也是反映读者的意见。我说《西望长安》像“活报剧”（活报剧乃抗战时期的一种街头宣传剧，简短明确；随时随地在街头巷尾向民众演出，宣传抗日救国）。老舍先生不同意我的看法，作了解释，只承认是“新活搬剧”。也坦直地说出了他的难处与顾虑。可读者不理解，私下颇有议论。《西望长安》发表于《人民文学》1956年1月号。）。……“反特”未能突出因系讽刺剧。反动分子未能写好，因材料多，不易概括。详细写他，不易讽刺；顾了讽刺，而不能多写他。况且，还给正面人物留出两幕三场戏。……“活报”不正确。戏虽没写好，但是新尝试，此种戏向无前例。对于干部们的讽刺不够，正因为它是新喜剧——与古典讽刺文学不同。古人可否定一切，故讽刺深入。

    我们不能那样办。我们必须讽刺坏的那一部分，而不能全盘否定，以致使人有反对我们的社会制度的感染，那不行。此剧极难写，但给创作上开辟了一条道路，它也许像“活报”，但是一种新的活报。

    粟到中南海受训，而又作了官，剧中已交待清楚。

    忙，不多写。盼你新春快乐！祝你健康！

    舍上

    一九五七年二月七日

    清阁：

    昨得家璧函，知病势有发展，极感不安！千祈静养，不要着急，不要苦闷。治病须打起精神去治，心中放不下，虽有好药亦失效用！练练气功，这能养气养心，所以能治病！舒绣文@在沪时，曾有名医为她诊治。她亦将赴沪，请向她打听……

    舍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上面的信，抬头用“清弟”或“清阁”，郭沫若却是称其为“清阁仁兄”，关系很好的冰心、赵家璧，也不过只叫她“清阁”，其余人等就更为疏远了。可见二人情谊之不一般。

    从20世纪40年代后，赵清阁就不时收到老舍的信，1996年她花费两年的时间，将它们连同其他著名人士的信编成《书信集锦》，想出版，却不成。

    1999年去世前，她将书信的原件捐献出去，一部分赠上海图书馆，小部分赠上海鲁迅纪念馆，另一部分则退还这些已故作家的后人。《书信集锦》则交唯一相依为命的保姆吴嫂。后来吴嫂捐出其书籍、文房四宝后，却未捐出《书信集锦》，而是把它的抄本送到赵清阁好友、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史承钧手中，请他帮助联系出版社出版。史承钧找过两个出版社，但都没有理想的结果。

    2005年6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将其出版，易名《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书信集锦》，收书信210余封，其中有不少谈到了老舍，如1979年2月23日赵家璧信中说：“记得1962年在北京学习期间，为敦劝舍公赶快编选‘文集’事，我曾作过一番努力，并得到阳翰笙同志的支持，可惜舍公无意于此，只好作罢。现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旧事重提，今年除出《剧作选》和《骆驼祥子》外，筹备出版《文集》。他们要我在沪收买老舍旧著，我当然全力以赴，最近向上海书店弄到40余种，有剧本、诗集，都是抗战期间土纸印初版本，极为名贵。其中有些我都没见到过，如《剑北篇》、《谁先到了重庆》、《张自忠》等。最后一种是列入你主编的《弹花文艺丛书》中，该书系唐性天出版。抗战期间，我家就借居唐性天书店楼上，当时舍公等常来我家吃饭，可惜当时我还没认识你。屈指计算，那是35年前的旧事了。

    我在舍公生前忠诚服务，今天，还是全力以赴。这样的恩友，就他一人而已。如能看到《文集》出版，也算了我心愿。”

    老舍本人的信件，却只有如上四件。

    赵清阁生前，曾有人读到由她提供的老舍给她的十多封信，据说她当时收有老舍的信达一百多封，去世前却烧毁大半。

    至于赵清阁收藏的名家书画，则都捐出去了，家里挂的是复制品，唯一的真迹是老舍的对联：“清流笛韵微添醉，翠阁花香勤著书。”那是赵清阁1961年生日时老舍题赠的，边上的小字是“清阁长寿”，落款为“老舍恭祝”。它挂在书案前方的墙上，与她朝暮相处。

    在她一生中，应该时常记起和老舍的最后一次见面。那是1963年4月，阳翰笙、老舍出席广州文艺会议后返途经上海，老舍来看望赵清阁。

    她正患肝病，老舍在那里逗留三天才离沪回京，并一直关心赵清阁病情发展，才有了1964年的信。

    1966年老舍不幸去世，对赵清阁打击很大。“文革”中她同样受到批斗和抄家，患上脑血栓，偏瘫数年。1976年后，她经常把别人所写的纪念老舍的文章剪下来，以寄想念。并在诸多怀念文章中，常提到老舍。1949年以后政治阴影之所以若即若离跟随她许多年，一个主要原因则是她曾向国民党要员张道藩习美术，且都写剧本，一度过从不浅，参与过国民党主办的《文艺先锋》、《申报》“春秋”副刊的创作活动。

    在《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书信集锦》中，最有意思的是丁玲1979年2月27日来信，说：“我离开文艺界几乎已经是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的时间了。是一个臭名远扬的人，在这期间中除蛰居北京（1955-1958年）两年多，关在牛棚一年，坐监狱五年，其余时间都在北大荒农场劳动改造，还做过一点基层的文教工作和被发配在山西农村当不十分自由的老百姓。生活过来的确是不易的。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倒觉得实在有许多好处。可以说比较懂得了一些农民，确实照我自己曾对文艺工作者所说的‘到群众中去落户’（不过我要比一个作家去落户困难多一点）。在广大的劳动人民中，的确有许多好人。同这些人做朋友，总是使人愉快的，总是觉得人类有希望、祖国有希望，我个人也是很有希望的。正因为我多年在下面当农工、当农民，我才得以不死，我才得以有今天，我才好像很有一点雄心勃勃咧。遗憾的是廿四年过去了，时间太长了，最好的年龄过去了！勃勃雄心已经同身体、同仅有的岁月很不相称了！”

    这多少说明了一个时代人物的多重命运中，背后带有的一些通性吧？